红山文化作为一个跨世纪的考古课题，它传递的最新信息是什么？

　　5月30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辽宁省博物馆联合召开红山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省内外考古专家就红山文化的研究现状，红山文化在东北考古、在中国北方考古、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在东北亚考古中的学术定位，以及红山文化未来研究重点等问题展开讨论。专家们各抒己见，现场气氛热烈。

　　红山文化的研究现状——发掘报告不断增加新认识

　　在辽宁省文物保护专家组组长郭大顺看来，现在红山文化学术研究成果不断出新，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牛河梁中心遗址出土的文物等级比较高，是有代表性的典型，其所反映的问题则更全面深入。近年来，对牛河梁遗址本身虽没有进行大的发掘，但研究人员一直在整理材料，2012年，当时的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把《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编写出来。在编写报告期间，专家们一直在研究发现的那些东西，包括祭坛、庙，还有数以百计的玉器和上千件陶器，从而不断有新的认识。这么大的祭祀遗址，当时高等级的人物住在哪儿，聚落在哪儿；这么多玉器，原料哪里来的，玉器作坊在哪儿；上千件陶器，陶器作坊在哪，这些都有待寻找。

　　编写报告之后的最新认识在于，最早提出来中华文明起源就是缘于红山文化新发现。以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上，很少谈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红山文化牛河梁考古新发现被报道以后，当时即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一是文明的开始，即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二是文明的传承，牛河梁发现的庙类似于北京明清的天坛，这种传承可以看出中华文明史的连绵不断；三是文明的实证，即为三皇五帝找到了实物证据，这个很重要，中华文明史从黄帝算起，过去都认为是传说，现在找到了证据。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星德认为，红山文化研究自20世纪初被发现以来，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上世纪80年代牛河梁坛庙冢引发文明起源大讨论，把红山文化研究推向高潮，但本世纪随着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等与文明直接相关的城址、高等级建筑的发现，红山文化在关于文明起源的研究中有被忽视的感觉。

　　2012年，《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的出版，不仅全面公布了牛河梁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全貌，也为红山文化中晚期分期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层位关系；2014年至2016年对朝阳市半拉山墓地的发掘，完整地揭示出红山文化晚期积石冢以及墓葬、祭祀遗迹等营建全过程。与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相关的同时期其他地区考古工作相比，考古工作者正致力于在红山文化发现城市、大型聚落等与人群分化、文明出现相关的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强调，红山文化最新的研究成果有两个：一个是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写的；再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所写的红山文化学术专著《红山文化研究》，这是全面讨论红山文化的第一部专著。

　　考古学界的学术定位——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的重要实证

　　就红山文化在东北考古、在中国北方考古、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在东北亚考古中的学术定位，王巍提出，红山文化是中国东北地区最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距今5000多年前最发达的史前文化，也是中国北方地区最早进入区域性文明的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红山文化是目前所知北方地区最为发达的史前文化，或者说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分布的西辽河流域是中国北方地区最早进入早期文明的区域，是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重要实证。

　　从红山文化可以看出，辽河流域与中原地区至少在距今6000年前就发生过比较密切的联系，红山文化是东北亚地区最为发达的史前文化。还有，红山文化三重圆坛构成的祭祀系统，以及圆形祭坛与方形墓葬构成的墓葬体系均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红山文化中以玉龙、玉凤为代表的信仰体系等都构成了后世中华文明的重要内涵。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赵宾福认为，红山文化是辽西地区最早被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如果从1921年砂锅屯发掘算起，其与整个中国考古学同步，已经快到100年了。它在整个东北和东北亚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起到了认识东北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面貌的窗口作用。

　　赵宾福认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红山文化辽西喀左东山嘴和建平牛河梁两处重要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为考古界提出中华文明起源理论和走向中华文明探源道路，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基础。换言之，利用考古学材料探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是从东北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开始的。与此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红山文化在全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的知名度。现在，如果让我们在整个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中，选择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考古学文化，那一定非红山文化莫属。因为红山文化是国内外考古工作者及广大社会公众认识东北考古和关心东北考古的一张名片。

　　当下研究红山文化的意义就是梳理文明根脉，传承文明基因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文明的源头就决定了我们今天所走的道路。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曹建恩认为，研究红山文化的现实意义，就是在梳理中华文明的根脉，温润炎黄儿女的灵魂。中国人对龙的崇尚、对玉的喜爱，红山文化就蕴含着这样的文明基因，我们现在的责任就是要好好研究自己的基因，而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好它，把基因传承给子孙后代，直到永远。研究红山文化，传承中华文脉，这也是我们这一代考古工作者的责任。

　　文化既要自信，还要包容、扬弃。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在讲“和”字，这个“和”字在红山文化里就有最突出的表现，即各个文化圈的人到红山后都被红山文化融合了。正因为包容、扬弃，才产生了文化前进的动力。当今文明所倡导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红山文化里已有充分的表达。

　　在红山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中，有两处给曹建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处是红山文化的命名地红山后遗址，这里是他的家乡，虽然遗迹遗物比较少，但红色的壮美山峰，让他觉得这是考古圣地。第二处是魏家窝铺遗址，这里发现了很多房子，还出土了大量陶器，这对于研究早期红山文化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经济状况，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红山文化发现于内蒙古，但它最重要的遗址目前来看主要分布在辽宁，所以两省联合申遗，已列入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自考古发现红山文化以来，两省考古工作者都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多成果。曹建恩认为，这些成果不应该只是学界拥有，应该把它推向大众。为此，内蒙古考古学界希望和辽宁的同行共同搞一个展览，使红山文化研究成果被世人熟知，我们中华文明有5000年的历史，红山文化给出了实证，这对于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有重要的作用。

　　下一步如何研究红山文化 加大发掘力度，细化研究方向

　　对下一步如何研究红山文化的建议，王巍强调，要加大力度开展对刚刚发现的跟牛河梁同期大型聚落遗址的发掘，填补在牛河梁这个祭坛和埋葬系统使用时期人们生活遗址的空白。我们寄希望于通过这样的发现，可以了解到牛河梁时期权贵阶层居住的场所，包括中心性遗址所反映的当时的文明进程，文明的内涵，阶级的、阶层的分化。如果这个时期中心性的或都邑性的遗址能被发现、能被揭示，那么我们论证红山文化就有了更加确凿、更加全面的证据。我们会更有底气地说红山文化是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实证。

　　在细化研究方向上，赵宾福提出，第一，进一步研究红山文化的分布和类型问题。红山文化到底是只分布在辽西地区，还是已经分布到了辽西以外的其他地区。往东看，以前在下辽河流域，也就是医巫闾山以东地区发现的不属于新乐下层文化系统的那些遗存，属不属于红山文化？往北看，前些年在通辽哈民忙哈遗址发掘出土的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存，属不属于红山文化？这些涉及红山文化的活动范围问题，也关乎如何划分其地域类型问题。第二，进一步研究红山文化的来源和去向问题。红山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它与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它与本地区年代较早的赵宝沟文化和更早的兴隆洼文化又是怎样的关系？日前，有学者通过对魏家窝铺遗址出土材料的观察和分析，敏锐地提出了红山文化的形成很可能是中原后岗一期文化北上的结果。这一新认识不仅涉及红山文化的起源问题，也直接涉及红山文化晚期文明的性质问题，即红山文化是中原文化和文明的一个分支？还是当地土著文化走向文明的一个结果？另外，要进一步研究红山文化的去向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小河沿文化是红山文化的继承者，而实际上，越来越多的材料表明，小河沿文化和红山文化是由赵宝沟文化演变而成的同一种考古学文化，只是年代上小河沿文化的晚期材料比红山文化的晚期材料稍晚了一个阶段而已。第三, 进一步研究红山文化到底是历史上什么人留下的文化问题。考古学是以实物资料研究历史的，考古学所研究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应该与古代某种居民某一时期的活动有关。众所周知，中国历史在夏王朝建立以前甚至包括夏王朝本身在内，基本都属于传说时代，因为有关这一时期的文献记载很少，仅有的一点也多是后人对前人历史的追述，红山文化也不例外。第四，进一步研究红山文化的经济类型问题。包括辽西在内的东北地区是中国的高纬度区域，气候、环境与黄河和长江流域存在着很大差异，加之自身的生态条件也不一样，因此，加强红山文化和整个辽西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产业方式和经济结构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辽河流域和黑龙江流域经济结构自身的区别与联系，也有利于对中国两类新石器文化，即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代表的农业新石器文化和以东北北部黑龙江流域为代表的渔猎新石器文化的认识，更便于把握处于两者之间的东北南部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经济类型的过渡性和复杂性特征。第五，进一步研究红山文化的聚落结构和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红山文化和东北辽西地区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和中华文明形成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区域，因此加强对这一地区包括红山文化在内的史前考古学文化的聚落形态分析和社会结构研究，意义十分重要，无疑会将辽西和东北地区的史前至夏商周考古研究工作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